天添盈
“相比很多人，我不再领先一步，我变得心智不成熟，行动迟缓，作茧自缚，遗憾种种，表面勇敢，实则胆小如鼠。像幼儿园放学时久等家长来接的小孩，内心软弱，号啕大哭，挣扎无果，待人搭救，然而没有人能救我。”
夜里十一点半，鹿之野在山西小城某单位的宿舍楼里敲下这段话，写完，她点开豆瓣985废物计划小组，保存了下来。
“985废物计划小组”是上海一位大学生2020年创建的，如今组里已有10多万人。他们毕业或正就读于名校，但却视自己为失败者。
5年前，鹿之野第一次在小组里留言。那时，她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大学生，但在这里，她无法再像中学时一样，把学习视为唯一的目标，而是迷失在各种各样的选择中。
如今，毕业2年，她仍被困在大学时的迷茫中。外人眼里的体面工作，对她却像一副冰冷的枷锁。
与鹿之野感受类似的985名校毕业生们还有很多。这群曾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，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，或妥协、或对抗、或重构自我价值。
当“985”的光环褪去，他们到底是时代的泡沫，还是找到了更真实的自己。高等教育貌似并没有实现当初对他们的承诺，而“成功”和“失败”的定义，也变得模糊不清。
2023年，鹿之野从法大毕业，进入二线城市某市级机关的法律岗位工作。这份工作清闲，同事友好，但她并不甘心在这里。
下班后的街道安静得过分，她总想起在北京大厂加班到凌晨的同学——那种被高楼挤压的忙乱，反而让她羡慕。
她也羡慕那位曾经和她同样迷茫的学长——当年同样站在法大校园的十字路口徘徊，如今却已远渡重洋，在美国重新开始了学业。刚毕业那年，她向学长发去私信，表露自己对现在处境的挣扎和不服，学长觉得她已经无需向别人证明自己，应该追求自己想做的事。
她动过“转行做心理咨询师”的念头，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，可现实先给了她一盆冷水：同专业的朋友跨考北师大心理学，毕业后成了自由咨询师，但月入五千，房租要靠家里补贴。鹿之野把这条路径在心里划掉。
为了躲开选择题，她把精力拿去谈恋爱。约会、吵架、和好，像把闹钟一次次按掉，但铃声还是会在半夜响起——
她依旧被困在大学时的迷茫中。
进入名校，没有想象的喜悦，鹿之野觉得自己从“山顶”掉了下来。在中学，考试成绩成为评判学生间优劣的标准，因为较好的成绩，鹿之野也享受着这套系统给予她的一切，包括自信、优越感等。
但到了大学，她无法将专业成绩或者保研作为唯一的评判准则，这是她不想从事的行业，学习似乎成了没意义的事。
她用在各种社团竞赛上取得了小小的成绩，勉强维持“在山顶上”的幻觉。
临近大学毕业，身边的同学保研、就业，她陷入了对未来选择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中：担忧考研后，再次面临像大学时同样的竞争，再次失败，害怕按照自己的意愿跨考后，找不到工作。
她希望每一个选择都能像考试得高分一样，是一个完美的决定。
鹿之野的困境是很多“985废物计划小组”里的人的困境，在进入大学之前，他们目标清晰且单一，人生一直在攀登顶峰，最终在考入大学时登顶。
但现在人生朝着下坡路走了一会儿，向下走的感觉来自四面八方，可以是一次挂科，可以是无法保研，可以是新的环境中，成为一个普通人，而不再是那个瞩目的对象......
他们停在了半山腰，下坠的恐惧笼罩着他们，他们坐立难安。
于立秋的“向下”来自生活上的落差。
于立秋是重庆人，2021年毕业于，目前在四川某地级市的体制内工作。在此之前，她经历了考研和考公的失败，经历了互联网行业寒冬，被裁员。
极强的完美主义，让她对周围环境有很高的期望，希望工作、人际关系、生活环境都能达到理想的状态。可现实常出现偏差——流程写得清清楚楚，对方却偏不照章办事：两个小时该完成的节点，被随意拖延。
于立秋手腕上的运动手环常常发出震动，屏幕跳出红色心率曲线——秩序被撕开的瞬间，焦虑像被戳破的气球，瞬间灌满全身。
“为什么自己会沦落到这个地方？”对充满落差的现实不满，于立秋常常问自己。
事情在她踏入大学校园那一刻，便像多米诺骨牌般下滑。于立秋高中毕业于重庆当地的七龙珠学校之一，这是重庆市直属的七所顶尖中学。
北京那座规模较小的大学校园，让她难以接受。学校的一些专业课程枯燥难懂，她也跟不上进度。
从大一开始，于立秋沉迷小说、磕CP、追星等娱乐，用这些微小而廉价的快乐麻痹自己。直到2020年，她面临考研压力，外部环境变化，多重因素叠加，她确诊了抑郁症。
她向好朋友倾诉自己的苦闷，他们说：“诶，你都是985了，有什么好担忧的，985多好呀。中国农业大学带国字牌的出来肯定好找工作。”和家人沟通，他们也觉得她的焦虑和担心毫无意义。
所有声音都在否定她的痛苦，孤独像一堵透明的墙，把她彻底围了起来。当时，她偶然间看到了豆瓣“985废物计划”小组，并在其中找寻共鸣。
如今，5年过去，于立秋觉得自己仍被那些标签束缚着，依然是那个曾经的“废物”。
她感到无奈，光环的逝去代表着志气的消沉，而她渴望的虚荣、别人艳羡的目光、完美，似乎也在离她远去。
但“985废物”并不是终点站。小组里陆续有人像叶清欢一样，把这张自嘲的标签慢慢撕成了登船的船票。
叶清欢是山东泰安人，2023年毕业于计算机专业。她从小成绩优异，一直在当地最高的中学之一读书。
进入大学后，在一次体育课挂科后，她彻底崩溃了，她找到了985废物计划小组，“废物”这个词让她产生了共鸣。
但与此同时，她也被“废物”这个标签所勾连的、那些真实存在的自我怀疑与情绪积压困住了—— 就像被石子砸中的水面，涟漪扩散开来。她放弃了竞争保研名额的机会。
大学毕业后，叶清欢gap了一年，现在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软件工程师。
和5年前相比，她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她不再是那个因为挂科，便觉得“天塌了”的女孩儿。
“985废物计划小组”为成员提供了一个倾诉的空间和一种暂时的归属感，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消极的文化氛围。这种环境对成员的影响复杂，可能成为改变的契机，也可能成为阻碍进步的障碍。
985光环褪去后，有人继续接受从前的评价体系，以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再优秀，任凭“985废物”的涟漪一圈圈荡开.........
于立秋便陷入“我是废物”的情绪中，“你看那个人读了985，结果混成这样”，社会的高期待让她更觉得自己是“废物”，对想要完成的事，她几乎失去了行动力。
她想从四川回到家乡重庆，但又害怕像以前大学的期末周，即便在备考时，付出了巨大努力，但也无法获得理想的分数。这么多年反反复复的“失败”，让她有些习得性无助，对自己的信心也大打折扣。
“努力并不一定能保证确定的成功，为什么还要努力呢？”
这道“努力不一定成功”的咒语被反复吟诵天添盈，它从一句理性的陈述，变成了一道自我封印的符咒。
很长一段时间，于立秋用幻想，逃避现实生活的不满，她反复思考，如果当初选择另一条路会怎样。当初报志愿时，她的第三志愿是四川大学，第四志愿是重庆大学。妈妈希望她留在川渝地区，但她想去经济发达的北上广深，于是报了农大。
她也通过惩罚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内心的痛苦。她说自己像小时候拿不到糖的孩子，只能哭着生闷气；长大后没人再给糖，她便把委屈闷在心里，反复追问“凭什么我没有”。
这些念头越缠越紧，有时她会偷偷掐自己或划伤手臂，把疼痛当成唯一的出口。
但她很少真正去思考当初的选择，直到最近，于立秋和朋友在重庆逛街时，经过重庆大学，突然想起自己当初的高考志愿，在那一刻，她突然意识到，无论是读农大的农学还是重大父母选择的专业，未来的前景都不明朗，这让她觉得非常荒诞。
\"瞬间就是瞬间，阶段就是阶段。无论是光辉还是黑暗的阶段，都不要无限放大它，让它们有吞噬我们人生的力量。”于立秋说。
所有人都希望可以一下子跳到确定的地方去。恐惧走错路，这像一道隐形的墙，阻挡着人前进。墙的另一边，站着同样被恐惧攥住的鹿之野。
一直以来，鹿之野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的大学过得如此艰辛，为什么在人生选择上如此软弱，为什么那样的惧怕曾笼罩着自己。
她回忆起从小到大做选择时的情景，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面前有红绿灯。每一次绿灯亮起，她便会前行。她清楚地知道绿灯亮了，但具体原因却说不清。
然而，上了大学，指引她前行的“红绿灯”似乎出了故障，她一直在等待，却找不到曾经很顺利地做决定的感觉。一切似乎都不对劲，但答案却难以捉摸。
加拿大社会学家迈克尔斯在《难逃单调：当人遭遇经济浪潮》中写道，在以经济为主线的单一文化中，我们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，知道自己在职场上，家庭里和社群中背负着什么样的期望，尽管我们有时候并不愿迎合这些期望。
唯有在单一文化被取代多年后，我们才能感受到它的行迹，并在不断试错中找到它的疆界。
直到去年，鹿之野脱离了当初的环境，一切才慢慢有了答案。
她才意识到，自己做不了决定，和父母有很大关系。
父母对她控制欲极强，以前双方目标一致，“朝着985大学这个目标前进”，这种控制欲并不明显，因为鹿之野能轻松达到对方的期望。
但上大学后，她无法像从前一样好好学习，经常在期末和妈妈打电话：“妈，咋办？我不想学习了。”妈妈则劝她“好好学习”。直到大四寒假回家，她无意间提起这段对话，妈妈才告诉她：其实每次挂完电话，自己都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睁眼到天亮。
双方的矛盾在鹿之野大四时，变得尖锐。本科时，鹿之野便想考心理学，她从小对人很感兴趣，还看过很多心理学相关的书。
但她的父母和家里最权威的大姑，都劝阻她。她最终选择了父母眼中“有用”的专业法学。
考研究生时，她依旧想考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。对于自己的选择，她像往常一样，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，“好，你去学吧，加油，坚持”。但父母却坚决反对，父亲甚至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。
母亲的态度相对中立，虽然不支持她的选择，但也并不反对，“你去做我也不会怎么样。”她得不到父母的支持，但又无法为自己做决定。她站在学校的主楼上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
和父母关系有裂缝后，她把注意力转移到恋爱上，渴望从亲密关系中获得温暖。她和他工作时相识，后陷入热恋。她记得他们刚在一起时，去逛超市，他逛得特别悠闲。而她当时还在备考，买东西要效率优先，赶紧弄完，赶紧买完。她羡慕他的悠闲，但她却很难做到。
她用苛刻的标准要求他，希望他这个可以再好一点，那个可以再好一点，就像她的妈妈对待她一样。他们的关系也陷入了僵局。
对当下工作的不满，亲密关系的裂缝，鹿之野情绪崩裂了，她第一次坐到了咨询室的沙发上。咨询师告诉她，可能因为以前学习成绩好，或者是一些父母较高的期望，或自身较高的预期，她把自己架得很高，导致她无法真诚地、真实地走在自己的生活里。
鹿之野的妈妈是他们村第一个大学生，大学毕业后，因为担心外面的世界太复杂，便选择在本地当工程师。父母把希望放在她身上，为了给她在一线城市买房，一直攒钱，家里的房子一直没有换。
她感激父母的付出，但也越来越抗拒这种被安排的人生。最近，她开始和母亲正面冲突，想让父母明白，她已经不能再事事听从他们的安排了。
离开了充满考研压力和竞争氛围的地方，鹿之野有了更多余力去感悟和享受真正的自由，冷静、客观地去审视在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当时，保研成了学生们从大学一开始就关注的目标。
很多学生认为本科学历在就业市场上“不够用”，尤其是高薪、高门槛岗位。如果想做公务员、事业单位、国企等“体制内”岗位中更具优势，尤其是在选调、考编等路径中，研究生更吃香。
保研要求成绩好，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，还要有社会实践，学生必须在这个系统中做到样样都好。
这是一场重要的角逐。鹿之野记得，每天早上6点，同学们便挤在门口，等着开门，然后立刻冲到教室占座。正式上课时，教室里已没有空位。
竞争压力下，鹿之野也逐渐变了。每次上课，她都搬个小板凳，坐在老师跟前，但下午1点半的课，她总是特别困，只能在老师眼皮底下努力保持清醒，但有时还是忍不住睡着。
有一天晚上，鹿之野躺在自家床上，她回忆起上大学时的自己，心疼地流下了眼泪。她也心疼还在大学里努力拼搏的弟弟。
他们明明处于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，但内心却不自由，他们总是和过去的自己比，总是对失败感到恐惧，对自己感到失落。
尤其经济下行，很多人的青春和精力被一点点磨光。她目前工作还算轻松，才有空去想这些。她想起她的同学，大学高数挂了一次后，开始摆烂，考研考了三年，一年比一年痛苦。毕业后进了私企，天天累到麻木。其实他很有才华，琴弹得好，脑子灵活，是社交媒体上个小有名气的“网红”，对很多事情有独到的想法。
可“985废物”这标签像钝刀，把他往想要的生活越推越远。
很多人选择逃离这个评价体系，在更广阔的世界，在更具体的生活里，他们看到了单一评级体系之外的世界。
他们离开那条单一赛道后，首先要回答的是：在没有外部打分的情况下，靠什么继续往前走——
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是自我决定理论，这个理论认为，只有把自主性、能力感和归属感同时补全，才能把由外部奖励或压力驱动，比如为了高分、奖学金或社会认可而努力，换成真正可持续的内在动机，来自于对某件事的兴趣和热情。
自主性指的是做事时，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自由选择，而非被外部压力牵着走。能力感就是指在行动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与成长，能够从挑战中体验到成就。
叶清欢在大学毕业一年后，抛弃了原本主宰她人生的叙事。
在大学毕业后，她觉得自己在大学学的知识无法担负起一份工作，于是在表哥的建议下，决定先读研究生。第一次，她失败了，接着又尝试了一次。备考期间，除了考研，她大部分时间陷在“我是废物”情绪的沼泽里。如今她已经很难想起当初的痛苦和焦虑。
“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”，叶清欢说。她决定走出去。
在家gap时，总有人问她原因，这时，她总想起高一第一次物理周考——她只考了60分，老师在全班人面前点名批评她。
那时她入学排名靠前，突如其来的指责让她难堪，但她很快调整了思路：抱怨老师无济于事，唯一能做的是把分数提上去。
第二次考试，她冲到90多分。
“他对我的看法，只是某个时间段的我，但是我是能改变的。”叶清欢说。
那段时间，她窝在家里，常常思考，自己之前一直被灌输考上好本科，人生就会轻松的想法；现在又变成了考上好研究生，工作会更轻松。
但她不再轻易相信这种说法了，她一直生活在别人告诉她的观念里，去考好本科、读研究生，却从未认真思考过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她的哥哥本科一般，备考时，在外省租房，作息严格，考了两次，才进入985院校。
叶清欢清楚自己没有哥哥发自内心的自驱力，她只是在迷茫中随波逐流。她也不想再把希望寄托在一场考试上了。
她刚开始在当地求职，但工作得并不开心，她很快产生了离职的念头。从出生到大学毕业，叶清欢大部分时间在山东度过，她一直渴望去外面的世界。
她本身行动力并不强，但在那短短几天里，她迅速辞去了工作，整理好所有行李寄往深圳。
她下飞机时，已经是凌晨，机场里人来人往。她把身上的羽绒服换成了短袖。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改变发生了，并且如此简单。
在1800公里外的世界，叶清欢看到了更多的生活方式。她觉得自己从一个黑暗封闭的空间，走向了视野更广阔的地方。
她最喜欢深圳的一点是，这里的学生几乎都穿一样的校服，他们不再被其他城市不同的校服严格地划分为优等生、劣等生，他们是平等的。
而她自己，也在这些看似随意却生机勃勃的样本里，从零开始一点点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。
刚开始，生活总是频出问题。房子漏水，她为此哭了一场，哭过后，她又开始行动，找楼上协商，找房东帮忙，最后问题解决了。灯又坏了，她又去买灯盘，配具。那几十个螺丝钉，她拧了一个下午，直到灯重新亮起来。
她终于不再浑浑噩噩度日，在解决了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后，生活变得更好了起来。
那些漏水、坏灯、拧螺丝的下午，让叶清欢发现：原来“废物”只是自己给自己贴的便利贴，撕掉它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要把眼前的螺丝一颗颗拧紧就够了。
但叶清换并不否认自己的幸运，她的专业相对较好，即使考研没有考上，她也依然能找到工作。
她能出走也和自己的成长环境有关，她的妈妈是家庭主妇，爸爸是普通的工人。两人都忙得脚不沾地，对她只能“放养”：很多事情她都自己决定。久而久之，她习惯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。
后来考上985大学，父母觉得“她做得已经够好了”，大学最焦虑时，叶清欢给妈妈打电话说“自己完蛋了”。妈妈宽慰她，“你不会完蛋，天塌下来，也有高个子顶着。”毕业后，她决定gap，父母还是那句老话：“想试就去试，家门永远给你留灯。”
那盏留在山东小城的夜灯，对叶清欢来说是“随时可回”的底气；而对一凡来说，却是一道捆住自己的枷锁。
一凡把辞职信递出去那天，武汉初夏的雨下得毫无预兆。她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四年，曾让父母满怀期待：毕业、进体制、按部就班地晋升、分房、结婚、生子——一条在他们眼里最稳妥的人生轨道。可真正踏进那条轨道后，她才体会到什么叫“窒息”。
先是职场霸凌。她信任的领导在背后把工作上出现的问题推卸给她；公开会议上用“武大高材生也不过如此”当众奚落她。
她的父母一次次在电话里叮嘱：“好好干，争取三十五岁前提副科。”但无法给予她相应的资源和建议。
这些冲击叠加到临界点，一凡第一次产生了“破罐子破摔”的念头。 再按“好学生”的剧本走下去，只会更痛苦。
于是，今年春天，她裸辞了。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，房子、车子、婚姻、孩子，是别人眼里的“标准答案”，却不是她的选择。她需要的是，先保证情绪稳定，先让自己在每一个清晨醒来时，愿意拉开窗帘。
之后，她计划边旅居边工作，之前稳定的生活像牢笼一样把她困住了。她终于自由了。
在“985废物”成为集体自嘲前，陆也已悄悄绕开了那条塌陷的路。很小的时候开始，他便角力权威、叩问人生的意义。
陆也2023年从吉林大学电子科学学院毕业，如今是杭州一家企业的创始人。
他出生于普通家庭，在大学时遭遇人生低谷，差点因成绩过低无法毕业。他的求职过程也不顺，实习屡屡被拒，第一份工作又经历裁员，之后的工作遇上职场霸凌。他质疑当时工作的价值，“你用过拼多多砍一刀这个功能吧，我的工作就是这个”，于是选择裸辞创业。
挂科那段时间，他常沉闷地独自一人待在宿舍。日本心理学家森田正马的《神经衰弱和强迫观念的根治法》拯救了他，书中提到一个观点：身体里的所有感受都是正常的，你只需让它们在身体里流动，接受并观察它们，就能继续行动。
受这个观点启发，陆也开始思考别人是否会有类似状态，以及他们会怎么做。他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，不能一直沉溺其中。
于是他站了起来，继续向前走。被迫在家的日子里，他自学计算机知识，没有按照学校的培养方案学习，直接对标公司招聘要求。开学后，他发现自己的实用知识比计算机学院的同学还丰富。他意识到，大学教育和实际应用间存在巨大差距。
和很多大学生不同，陆也很早便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。思考的起点之一是身边的哥哥姐姐们，他提到其中一位毕业于211高校的哥哥，经历了两次考研失利后，最终选择考公，但这件事也并不顺利，哥哥一年又一年地尝试，才最终成为了家乡的一名公务员。这让陆也感到窒息。
更早的迹象是在他的童年。从二年级开始，陆也便不再写作业。他有自己的学习方法，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。尽管老师觉得他很不服管教，但最后也接受了他的个性。
陆也今年开始创业，但过程并不顺利，他需要协调团队工作，面对排版设计等不如意的地方，他不知道如何要求别人，又不想成为一个苛刻的资本家。复杂事务和烦恼让他愁绪万千，曾经从不抽烟的他，如今因焦虑而烟不离手。
陆也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新的“废物小组”。
有时他也会想，当初要是没做这个选择该多好。在家乡长春，做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朝九晚五，岁月静好。但他没放弃。
毕竟人生总会走走停停，再走走停停。
以成绩、排名为标准的单一评价体系，从大多数人的小学开始，一直延伸到大学，甚至延伸到工作和生活中。人们一直执着于单一的“完美”评价体系，尤其是在大学之前的教育中被过度强调“完美”。
和我聊天时，鹿之野常常提起《山月记》里李征的那句独白——“深怕自己本非美玉，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，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，故而不肯庸庸碌碌，与瓦砾为伍”。
她觉得自己像极了那只困兽：既害怕投入全部努力后，发现自己不过是一块普通石头，又不愿接受平庸，于是被卡在“必须完美”的夹缝里，动弹不得。
事实上，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，没有谁的人生可以一直保持在最高峰。
“掌握命运”是如此厚重的命题。它像是一代代年轻人的天然使命，是悬在我们头顶遥不可及的果实。
社会学家项飙给了我们另外一种答案。“一定不要为了改变命运而活着，因为活着就是命运本身。”
如果一直被困在那个系统的评价体系里，人生只会停滞不前。在学历、收入之外，人们更需要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学会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。
就像项飙所说，具体的人生要如何展开，需要不断在真实的社会上摸索，并长期与人互动，才能得出线索。
人无法做到一步到位，直接跳入想象的格局中去。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鹿之野、陆也、叶清欢、于立秋、一凡均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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