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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专业学者的写作，从学术生产转向为大众写作，成绩显著。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所写的“陈正宏讲《史记》系列”深受普通读者欢迎，目前已推出《时空：〈史记〉的本纪、表与书》和第二部《血缘：〈史记〉的世家》。他所推出的《史记百句》更是以中小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。
在当下正在举行的上海书展上，陈正宏携该系列最新作品《众生：〈史记〉的列传》为读者做了一场分享。
陈正宏教授
向司马迁学习：
写文章既要“天花乱坠”又要有文献支撑乾鑫配资
《众生：〈史记〉的列传》出版人、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总编辑贾雪飞在现场透露，就在8月13日上海书展开幕当天，陈教授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谈《史记》。文章不长，1500字左右，但收到了各界热烈的反馈。这篇文章提出一个问题：《史记》最初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吗？这篇文章本可以在学术刊物发表，但陈教授却放弃了，而是发在覆盖面更广的大众媒体上。
《众生》
从学术体系写作到大众写作，看似更简单，但陈教授却认为，“非常难，有时候就像人格分裂一样。虽然我的硕士论文是用文言文写的，但我感觉写普及文章比写专业论文难得多。一部分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论文游戏，现在写的这些通俗读物，我是以之为荣的。小众的学术能够让大众懂，然后能让他们去读原著，在我看来是光荣的。写文章既要写得‘天花乱坠’，背后又要有文献作支撑，在这一点上，是司马迁教了我。”陈教授总结说，真正会讲故事的，是要懂得这中间的分寸的，分寸感是最难的。
新书分享会现场
《史记》最初可能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
《史记》最初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吗？这个看似已经答案很确定的问题，却在陈教授心头萦绕十年了。陈教授的本业是文献学，他一直在想，从孔子时代到刘向刘歆父子的《别录》《七略》，这中间就没有目录学吗？人民大学的徐建委教授提出《史记》是“因书立传”，意思是写先秦诸子的几篇，是司马迁就着当时能看到的各家子书来写的，所以《左传》虽有不少诸子故事，《史记》列传却很少引用。陈教授受到启发，并进一步推测：不光是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，也许七十列传的大部分，都是“因书立传”，只是这其中的“书”，不一定都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已成一部书的“书”，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用文字书写的个人或特定群体的文献，包括之前的家族谱录、个人传记、官员档案等等。
见面会现场嘉宾合影
陈教授说，“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”，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太史令的职责，是主管天文历法，兼管文献档案，所以父子俩“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”，最初的工作，是把掌握的文献作一个基础的分类，并写出具有独创性的提要。那么什么时候变成了独立的著作？就是李陵事件。这之后，司马迁的生理、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同时被汉武帝提拔为中书令，能够看到的文献档案更多了，这时就有了写一部自己著作的想法。陈教授坦陈，这中间猜测的成分比较多，还需要很多复杂的论证，可以写成专业的学术文章，但想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引起更多的讨论，还是更愿意发表到大众媒体上。
（中华书局供图）乾鑫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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